第一节 官制

    从魏晋到唐的制度，是相因的。唐朝的制度，只算集魏晋南北朝的大成。从三国以后，中国的政府，有四百年，在军阀和少数民族手里，本书第四章已经说过了。要看这时候的政治，在它的施政机关上，就最看得出。

    汉朝从武帝以后，宰相就渐渐失其实权，已见于本书第八章第一节。这种趋势，从魏晋以后，愈趋愈甚。魏朝建国之初，置了一个秘书省，受禅之后，改为中书省。于是中书亲而尚书疏。南北朝以后，因侍中常在禁近，时时参与机务，于是实权又渐移于门下省。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机要是在中书、门下两省的，尚书不过执行政务罢了中书、门下，像后世的内阁。尚书像后世的六部。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但尚书令是太宗做过的，所以不以授人，就把次官仆射，改作长官。后来又不甚真除，但就他官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便算作宰相作为宰相。中书面受机务，门下省掌封驳，尚书承而行之［虽有此制，三省常合在一个政事堂内议事，并没有三个机关分立的样子。尚书省分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这个制度，相沿到清朝，未曾改革。六部之分，是沿袭后周的制度。后周的制度，是苏绰定的。都以周礼为法六部就是仿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这种制度，隋朝没有沿袭］。中叶以后，所谓翰林学士，和天子十分亲近，又渐渐地握起实权来［学士之名，本是因弘文、集贤两馆而起的参看下节。翰林院，本是艺能技术之流杂居之所，以备天子宴闲时的召见。玄宗时，才于翰林院置待诏，供奉，命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敕本来是中书舍人的职务。又于翰林院之南，别立学士院以处之；于是与杂流不相混处，而其地望遂清。然其官则仍称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的用事，就是居翰林中谋划的参看近古卷。总而言之，翰林学士的握权，和前此的中书省如出一辙。明清时代的殿阁，也不外此理，这等处，须要通观全局，自然明白。

    九卿是历代都有的，然而都失其职实权都在六部。为避繁起见，不再详叙。御史一官，却威权渐重武后时，改为肃政台。分置左右。左察朝廷，右澄郡县。中宗复位后，复名御史台。仍分左右。睿宗时，命两台都察内事，旋又把右台废掉。贞观末，御史中丞李乾祐，奏于台中置东、西二狱，从此以后，御史台就多受词讼，侵涉了司法的权限。

    至于外官的变迁，则和内官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宰相、九卿等，有独立职司的官，职权多见侵夺。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秦汉时代的两级制郡县，到汉末改设州牧，就变成三级制。也已见于本书。东晋以后，疆域日蹙，而喜欢多置州郡，以自张大。于是“侨置”的州郡甚多，往往仅有空名，实无辖境的。于是州郡愈多，辖境愈小。然而这时候是个军阀擅权的世界；军阀的地盘，是利于大的；州郡虽小，有兵权的，往往以一个人而都督许多州的军事，其辖境仍旧很大。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所谓州，已经和前此的郡，区域大小，并无分别了。于是把州、郡并作一级。唐朝也沿其制，而于其上再设一个道的区域。一道之中，是没有长官的。中宗复位的这一年，分天下为十道，每道各设巡察使。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为按察使。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又改为采访处置使。肃宗至德公元756、公元757年以后，把天下分作四十余道，各置观察使。这种使官，都称为监司之官。他的责任，只是驻于所察诸郡中的大郡，访察善恶，举其大纲，并不直接理事，颇和汉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后来，往往侵夺州郡的实权，州郡不敢与抗。而且这时候，已经是军人的世界了。有军马的地方，就都设了节度使。凡有节度使的地方，任凭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个人兼的。这正和现在的督军兼省长等一样，谁又敢和他相抗呢于是中央政府，毫无实权，可以管辖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参看近古卷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五节。监司官的名目还有许多，欲知其详，可参看文献通考第六十一、六十二两卷。

    唐朝的官制，中叶以后，又有宣徽南北院和枢密院，其初特以处宦者，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职权。后来宦者的威权日大，这两种官的关系，也就渐重。到五代以后，都变作了大臣做的官。这个留待近古卷里再讲。又地方自治的制度，从汉魏以后，日益废坏。汉朝时候，重视三老、啬夫等职的意思，丝毫没有。而役法日重，这一等人，反深受了苦役之累。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变迁，也待近古卷再讲。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教育制度，从三国以后，是很衰颓的，无足称述三国志王肃传“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之后太学始开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这是后汉以后，学校就衰的情形。从此到南北朝末，虽亦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或又置有博士，然皆无足称述。唐太宗时，“屯营飞骑，亦令受经；高句丽、新罗、高昌、吐蕃，皆遣子入学”。表面上似乎是很盛的，然而实际，士人社会的视线，已经移到科举上了。

    要晓得科举制度的由来，就要先晓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于魏文帝时。这时候，“三方鼎立，士人播迁，详覆无所”。尚书陈群，就于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评其本地的人物，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书用人时，凭以复核。这种制度的可行，原因为后汉时代，清议极重，乡评特为有力之故史称“晋武帝时，虽风教颓失，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沉废。郗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然而乡评的有力，是一种风俗，风俗是要随时势改变的。九品中正，是一种制度，比较的总觉流于硬性。于是就生出种种弊病来。扼要些说，便是

    一、中正的权力太大，而又并无赏罚之防。就不免有徇私、趋势、畏祸、私报恩仇等事情。

    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尽识；即使尽识，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坏。就使能知他的好坏，也不应当以一个人的话为标准。况且中正至多能晓得这个人的品行、德望，至于当官的才能历练，是全然不知道的。

    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在社会上，本没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个阶级里的人，受这阶级的制裁，当然最为严重，谁能够真正破除情面呢于是所选举的，总不外乎这一阶级里的人，就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历代选举的制度，纵或小有改革，然大体总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陈，北至周、齐，都是有的，直到隋开皇中方罢。这种制度，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阶级，是很有关系的。

    “隋唐以后科举”的前身，便是两汉时的郡国选举。原来郡国选举的制度，到两晋以后，也弊坏得不堪了东晋初年，为了抚慰远方的人士起见，州郡所举的孝廉秀才，都不试就用。后来实在弄得不堪了，于是要试之以经。秀才孝廉，就都不敢进京。到京的，也都装病不考。于是宽限五年，令其补习。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于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试。既然凭考试为去取，就索性“无庸郡国选举，而令他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加以考试，合格的再把他送进京去应考”。就变成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了。唐以后的科举，最重的是进士科。这一科，是起于炀帝大业中的当时还是试策。这件事，隋书不载只见于唐书所载杨绾疏中。大约当时还不甚看重它。“唐制，取士之科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进士、明经两科。进士试“诗”“赋”“论”“策”，明经试“帖经”“墨义”。这时候，崇尚文词的风气已成。明经所作的帖经、墨义，又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它。就有“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的谚语。不是天资愚鲁，不会作诗赋的人，都不肯去作明经。就把天下人的聪明才力，都消磨到“声病”上去。

    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县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按这是责令默写经文。

    又卷三十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

    这种考试的法子，现在看起来，真正是奇谈。然而也不足为怪，这是古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如此。原来古人都是把经就算作学问。所谓通经，又不必自出心裁，只要遵守先儒的注疏，自然就造成这种怪现象了这种现象，一变而为宋朝的经义。再变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后文自明。

    武举起于武后的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也用乡贡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制科的科名，是没有一定的。唐制科名目和登制科的人，详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三。

    以上所说，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后，还不能就有官做，还要试于吏部，谓之“释褐试”。释褐试取了，才授之以官。一登进士第，便有官做，这是宋朝的法子，唐朝却不如此。

    铨选仍是历代都由尚书。唐时分为文、武二选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文选有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四种。“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还得听其冬集。”较诸后世的铨选，似乎还要合理些。又后魏崔亮吏部侍郎创停年格。补用的人，一以他停罢后岁月为断。后世说他是资格用人之始，都不以他为然。然而他实在是迫于胡太后时候，强令武人也要入选，才创此法，以限制他的他复外甥刘景安的信。说“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可见此法之创，实是限制武人的意思多。况且以资格年劳用人，原不算得弊政，较诸在上的任意抑扬，在下的夤缘奔竞，就好得多了。

    第三节 兵制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作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这句话最通。秦汉时代，承袭着战国时的余风，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东汉而后，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参看本书第八章第四节。从“五胡乱华”起，到南北朝末止，却可以算得一个长期战争，其中东西魏周、齐对立的时候，竞争尤其剧烈，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

    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其制是籍民以为兵，但是拣其魁健才力的，并不是全数叫他当兵而蠲其租调。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领军的谓之开府；一大将军统两开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共为六军。总数不满五万人隋朝也沿袭其制，置十二卫将军。

    唐制折冲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训练。其兵的编制是十人为火，火有长。五十人为队，队有正。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平时居于田亩，教练皆以农隙。有事就出去从征；事讫，依旧各还其乡。据新唐书兵志说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关内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势颇强。当时宿卫，也是靠府兵轮值的，谓之“番上”。

    但是到高宗武后时，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渐坏，至于宿卫不给。宰相张说，就请募兵宿卫，谓之“

    唐初用府兵的时候，有所征伐，都是临时命将；战事既罢，兵归其府，将上其印，所以没有拥兵的人。其戍边的兵，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都有使。总管他们的谓之道，道有大总管后来改为大都督，但行军时仍曰大总管。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谓之节度使。但还没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用贺拔延胡做凉州河西节度使，这是以节度使名官之始。玄宗天宝初，于沿边置十节度经略使［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北庭治庭州，今新疆迪化县编者注今为乌鲁木齐市、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县编者注今为武威市、朔方治灵州，今甘肃宁夏县编者注今为宁夏贺兰县、河东治太原，今山西阳曲县、范阳治幽州，今京兆编者注在今北京市境内、平卢治营州，今热河道承德县编者注今为河北承德市、陇右治鄯州，今甘肃西宁县编者注今为西宁市、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县编者注今为成都市九节度，岭南治广州，今广东南海县

    编者注今为佛山市南海区一经略使］，边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之乱后，讨贼有功之将和贼将来降的，都授以节度使或沿其旧官。于是节钺遍于内地，而“尾大不掉”之势以成。然而致唐朝死命的，实在还不是藩镇之兵，而倒是所谓“禁军”。禁军的起源是跟高祖起义于太原的兵，事定而后，愿留宿卫的，共有三万人。于是处以渭北闲田，谓之“元从禁军”。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后亦与于“番上”。太宗时，在元从禁军中，选善射者百人，以从田猎，谓之百骑。武后改为千骑。睿宗又改为万骑，分为左右。玄宗用这一支兵平韦氏之乱，改名左右龙武军。又有太宗所置的飞骑，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谓之“北衙六军”。与诸卫的兵，号为南衙的相对待。中叶以后，又有所谓“神策军”。其缘起因天宝时，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的磨环川，即于其地置军，谓之神策。以成如璆为节度使。安禄山反，成如璆派军中的将，唤作卫伯玉的，带千人入援。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宦者共屯陕州。神策军的地方，旋为吐蕃所陷，于是即以卫伯玉所带的兵为神策军。和陕州节度使郭英，俱屯于陕。公元763年，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鱼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陕州的兵来扈卫。当时都号为神策军。后来伯玉罢官，神策军归郭英兼带。郭英又入为仆射，这一支兵，就入于鱼朝恩手里。是为宦官专管神策军之始。鱼朝恩后来入都，便把这一支兵带到京城里，依旧自己统带着。然而还不过是一支屯驻京城里的外兵，并不算作禁军。公元765年，吐蕃又入寇。鱼朝恩以这一支兵入屯苑中。于是声光大好，出于北衙军之上。德宗从奉天还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颇委任宦官，专叫他统带禁军。这时候，边兵的饷不能按时发给，而神策兵饷糈优厚。于是边将在外戍守的，多请遥隶神策。神策军数，遂至十五万。自关以西，各处的镇将，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势力，强不可制。昭宗时，想改用宗室诸王带它，始终没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挟着神策军里几个镇将的力量，以胁制天子，诛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着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系的镇将李茂贞，把宦官尽数诛夷，而唐亦以亡。这都是后来的话，参看近古卷第二章第四节，自然明白禁军的始末，新唐书兵志不详，见文献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总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镇的兵，不过十分之三；禁军倒有十分之七。

    第四节 刑制

    两汉魏晋刑制的变迁，已见于本书第八章第五节。从晋武帝颁布新律之后，张褧、杜预又各为之注。泰始公元265年至公元274年以后用之。然律文简约；两家的注，又互有不同；“临时斟酌，吏得为奸”。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删定郎王植之，才合两家的注为一。然事未施行，书亦亡灭。梁武帝时，齐时旧郎蔡法度，还记得王植之的书。于是叫他损益旧本，定为梁律。天监初天监，梁武帝年号，公元502年至公元519年，又使王亮等改定，共为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条，刑分十五等。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杲参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体沿用梁法。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罚是很严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约定科令。太武神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尚书令赵郡王睿等奏上齐律十二篇，系杂采魏晋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谓重罪十条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不在“八议”和“论赎”之限。

    北周的律，定于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恶的名目，而重“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隋初，令高颎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恶之条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旧。

    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罚的变迁。马端临说“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按复肉刑的议论，两晋时代最甚。其理由所在，就是“死刑太重，非命者众；生刑太轻，罪不禁奸”两语。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传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剪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数，死刑只用斩、绞两种。这都是较前代为文明处。

    还有一层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晋和拓跋魏两种法系这个大概是周、齐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轻重之间，固然较旧时的法律为进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旧时的法律之处。即如晋律，部民杀长官，和父母杀子的，都同“凡”论。这是两汉以后，把经学应用于法律，文明之处父杀其子当诛，见白虎通。隋律却就不然。这是拓跋魏的社会，进化较浅，“官权”“父权”太重之故。中国反改其旧律而从之，真是下乔入幽了。余杭章氏文集里，有一篇文字，专论这件事，可以参看。

    总而言之，秦汉以后的法律经晋朝的一大改革，而大体趋于完善；经隋朝的一番损益，而轻重更觉适宜。所以从西洋法律输入以前，沿用千年，大体不曾改变。

    第五节 赋税制度和民生

    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从战国到秦汉，是有一个大变的。参看上古卷第九章和本书第六章。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于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从晋到唐，其间的田赋制度，都有同一的趋向。为之代表的，便是晋的“户调式”，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调制”。今各述其大略如下

    户调之式，起于晋武帝平吴以后。它的法度是男女年十六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按这是指为户者而言。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后魏的均田，在公元485年孝文帝太和九年。它的办法是把田分成“桑田”“露田”两种。桑田是“世业”；露田及岁而受，年老则免，身没则还。桑田的数目，有过于其应得之数的，得以卖出；不足的得以买入。但过于应得之数，及在应得之数以内的，不得买卖大概当时把官有的地，授予人家做露田。其原有田地的，一时并不没收它；本无田地的，一时也不能补足。所以人民的桑田，有逾限的，也有不足额的。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有牛一头，许授田三十亩，但牛四头为限。

    唐朝的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定，公元624年是丁男十八以上，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为“宽乡”，少的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工商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乡有余田，以给比乡；州县同。“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从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受田的丁，每年输粟二石，谓之“租”。看地方的出产或输绢二匹，绫、

    这种制度，便是两汉时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反响。虽不能做到地权平均，较诸毫无法度，听其自相兼并，总好得许多。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这种制度，若要实行，行政要非常绵密。以中国行政的疏阔，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废坏，从何实行起户调之式，定后不多时，天下就大乱。究竟这种制度曾否实行史学家颇多怀疑。大概就使实行，时间也是很短的。均田之令，和租庸调的制度，都是定于大乱之后。当时地广人稀，无主的田很多，推行自然不十分困难。但是一两传后，人口增殖，田亩渐感不足，就难于维持了。均田令的结果，后来是怎样，史家没有明确的记载。租庸调制，则唐书明说它，到开元时而其法大坏，“并兼逾汉成哀”。

    平均地权的制度，不能维持，却反生出一种弊病来。便是两汉时代的税，是认着田收的，虽有口税，很轻。从户调、均田令、租庸调等制度行后，人人有田，收税就只须认着人。专制时代的官吏，行政是怠慢惯了的，只要收得着税，其余就一切不问了。到后来，实际上授田的事情，已经没有了，并兼之事起了，他却还只是认着向来出税的人收税；哪里来管你实际有田没有田这时候，若要查明白有田的人，然后收税，就要彻底根究，叫并兼的人，把田都吐出来，还给无田的人；而且照法律上讲，不但并兼人家的人有罪，就是被人家并兼的人，也是有罪的。这件事岂不甚难。这一来，百姓不但享不着人人有田的利益，无田的人反要负担和“有田的人一样的租税”的痛苦在两汉时代，就只要出极轻的口税。这如何能支持于是乎有“逃户”。逃的人逃了，不逃的人，赋税就要更重，税法就大坏了。玄宗时，宇文融为监察御史。也明晓得彻底根究，叫并兼的人把所并兼的田，统统吐出来，是办不到，就想括“籍外的羡田”，以给逃民。然而“并兼之亟”，总是起于人多而田不足之后的，哪得有许多羡田可括而且他的办法，逃户受羡田的，又要出钱千五百，于是州县希旨把有主的田，算作羡田；本地的人，算作客户。反变成了聚敛的政策。安史之乱后，赋税紊乱的情形，更其不可收拾。德宗时，杨炎为相，才创“两税”之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著。”虽没有把“税人而不税田”的法子根本改革，然而照他立法的意思，是“以人的贫富，定出税的多少”，较诸就田而税，负担偏于农民的，反觉公平。不过人的贫富，不易测定。实行起来，要求其公平，是很难罢了陆贽说两税以资产为宗，少者税轻，多者税重，然而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的；有场圃囷仓，物轻而众以为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少而日收其赢的；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寡利的。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我说两税的法子，若真能行得公平，倒近乎一般所得税了。这个谈何容易。杨炎的法子，自然离此理想尚远。然在当时，总不失为救弊的良法。

    文献通考田赋考的一段按语，论秦汉到唐田赋制度的变迁，极为清楚。我如今不避繁复，再节抄在下面。因为这件事和当时社会的生计状况，是很有关系的是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自秦废井田之制始舍地而税人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参看本书第八章第三节。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匹，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匹，绵三斤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于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

    此外生计界的情形，无甚特别的可述。但有一件可注意的，便是当这时候，中国对外的贸易颇为发达。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交通的发达，已见上章第六节。魏晋北朝和西域的关系，虽不如汉唐时代的密切，然而也没有什么战争，民间往来贸易的关系，可以推想为无甚中断的时候［中国商人的能力非常之大。譬如汉朝还没有通南越和西域，商人倒早已做了先锋队了参看本书第四章］。

    隋书食货志说“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又说“后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当时对外贸易的影响，及于中国的通货上。而且他说晋自东渡以后，岭外诸酋帅，有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的，朝廷多因而籍之，以收其利。这种办法，直到南朝之末，都是如此。这许多东西，也都是当时互市的商品。就可以推想贸易额的盛大了。至于唐朝则陆路有互市监，以管西域诸国的贸易；海路布市舶司，以管南洋诸国的贸易。惜乎历史上，关于这种记载，十分阙略。近人梁启超的广东通商发达史，参考东西洋人的著述，述南北朝唐时候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形颇详。可惜文长，不能备录。读者诸君请自取原书参考。

    第六节 学术和宗教

    从东汉到魏晋，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变迁。这个可以说从烦碎的考古时代，到自由思想时代，也可以说从儒学时代，到老学佛学时代。

    西汉的儒学，就不过抱残守缺，固守着几句相传的师说；究竟孔门的学说，还是“负荷”得不能完全。到了末年，又为着“托古改制”之故，生出许多作伪的人来。又因为两汉的社会，去古未远，迷信的色彩，很为浓厚，于是这种作伪的话里头，又加上许多妖妄不经的话识纬终东汉之世，是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东汉的学风，虽然不必务守师说，似乎可以独出心裁。然而贾、许、郑、马等，又不免流于烦碎。打了半天官司，总是不见分晓，也不免使人厌倦。于是人心上就生出一种“弃掉这些烦碎的考据，而探求真理”的要求。

    在中国旧学问里，可以当得起哲学的名称的，当然只有道家。在儒家，则一部周易里头，也包含着许多古代的哲学参看上古卷第十章第一节。所以这时候，研究学问的人，都是老易并称。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刘伶、王戎、王衍、乐广、卫玠、阮瞻、郭象、向秀等一班人。这一班人，“专务清谈，遗弃世务”，固然也有恶影响及于社会。然而替中国学术思想界，开一个新纪元，使哲学大放光明；前此社会上相传的迷信，都扫除净尽，也是很有功的世务本来不能够都责备哲学家做的。研究起中国的哲学史来，这一派“魏晋的哲学”，实在很有研究的价值。

    中国的学问，是偏于致用的。老易虽说是高深的哲学，要满足纯正哲学的要求，究竟还不够。于是佛学乘之而兴。佛教的输入中国，古书上也有说得很早的，然而不甚可靠。可靠的，还是汉明帝着中郎将蔡愔到西域去求佛经，公元67年永平十年，蔡愔同着摄摩腾、竺法兰两僧，赍经典东来的一说。然而这时候，佛教在社会上，还没甚影响。三国时，天竺僧支谶、支亮、支谦从西域来，士大夫才渐渐和它交接。东晋时，又有佛图澄从西域来，专事译经。慧远开莲社于庐山这是后世净土宗的初祖，士大夫和它交接得更多，然而还不过是小乘。公元401年姚秦弘始三年，鸠摩罗什入长安，才译出大乘经论。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宗教界和学术界就放出万丈的光焰。“佛教”或“佛学”，都是专门的学问。要明白它的真相，绝不是本书所能绍介。我现在且转录近人新会梁氏中国古代思潮里的一张表，以见得佛学入中国后盛衰的大略。若要略知佛学的门径，梁氏这一篇文章，很为简明可看。若要再进一步，则近人梁氏的印度哲学概论最好。这部书，把印度各种哲学和佛学对举，很可以见得佛学的“来源”“影响”和它的“真相”。谢氏的佛学大纲，虽然无甚精神，抄撮得也还完备，也可看得。

    以下十三宗，只有俱舍、成实两宗是小乘，其余都是大乘。其中天台一宗，系中国人所自创。

    这时候，儒家之学也竟有点“道佛化”的样子。原来东汉的儒学，至郑玄而集其大成。然而盛极必衰，于是就出了一个王肃，专替郑玄为难。一定要胜过郑玄，这件事，也颇为难的。于是又想出一个作伪的法子，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部书，互相印证。把自己驳难郑玄的话，都砌入这五部书里头，算是孔氏子孙所传，孔子已有定说的参看丁晏尚书余论。这种作伪的手段，较之汉朝的古文家，更为卑劣。然而王肃是晋武帝的外祖。所以当时，颇有人附和他。譬如杜预，就是其中的一个详见尚书余论。总而言之，从王肃等一班人出，而“郑学”也衰了。然而王肃这一派学问，在社会上也不占势力。东晋以后，盛行的，便是王弼、何晏这一派。这都是把道家之学去解释儒书的。再到后来的人，并不免掺杂佛家的意思。上面所列一表，是唐朝时候所定的十三经注疏。所取的注，其中除孝经为唐玄宗御注外，其余十二经，魏晋人和汉人各半。北朝的风气，变动得晚些。自隋以前，北方的学者，大抵谨守汉儒的学问。熟精“三礼”的人极多参看廿二史札记卷十五。这便是郑玄一派学问。也有能通何休公羊的，这并是今文学了。至于南人，则熟精汉学的，久已甚少。所风行的，都是魏晋以后的书。然而从隋朝统一之后，北朝的武力战胜了南人，南朝的学术也战胜了北人。北人所崇尚的，郑玄注的周易，尚书，服虔注的左传都亡郑玄注左传未成，以与服虔，见世说新语。则服虔和郑玄，是一鼻孔出气的，而王弼、杜预的注，和伪孔安国的传，到唐朝就列于学官。这个绝不是南朝的经学，能胜过北朝就经学论，北朝确较南朝为纯正。不过就学术思想界的趋势而论，汉朝人的儒学，这时候，其道已穷，而魏晋以后的这一派哲学正盛；南朝的经学，是“魏晋的哲学化”了的，所以就占了优胜罢了。

    还有古代的神仙家，到魏晋以后，也“哲学化”了，而成功了后世的所谓“道教”，和“儒”“释”并称为“三教”。这件事也要一论。神仙家的初起，其中并没有什么哲学。他们所求的，不过是“不死”。所以致不死的手段，是“求神仙”和“炼奇药”。所谓不死，简直是说肉身可以不死。“尸解”的话，怕还是后来造出来，以自圆其说的。这一派妖妄之说，大概是起于燕齐之间［所以托之于黄帝。史记封禅书说齐威宣和燕昭王，就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史记的八书，固然全不是太史公所作，然而也并不是凭空伪造的礼书乐书，是抄的荀子和小戴记。其余略以汉志为本。又左传，齐景公问晏婴“古而无死，其乐如何”除神仙家之外，没有说人可以不死的。齐景公这句话，一定是受神仙家的影响。这也可做神仙家之说，旧行于燕齐之间的一证］。这一派人，和中国古代的医学，很有关系内经里屡引方士之说。他们是懂得点药物学的，所以有所谓炼奇药。古代的医学，原有“咒由”一科，所以到后来，张角等还以“符水”替人治病。其说起于燕齐之间，所以有“入海的思想”，而有所谓三神山，大约海边上的蜃气，一定和这种教的构成很有关系。当秦皇、汉武时代，神仙家的势力极盛。这时候，这一派人方士专以蛊惑君主为事。到后来，汉武帝花了许多钱，神仙也找不到，奇药也炼不成，才晓得上了大当，“喟然而叹曰世安有神仙”从此以后，这一派人，蛊惑君主的伎俩，就无从再施，于是一变而愚惑平民。然而从张角、孙恩造反以后，又变作一种妨害治安的宗教，势不能再在社会上大张旗鼓虽然还有张道陵、寇谦之等一班人，借符箓丹鼎等说，以愚惑当世参看魏书释老志，毕竟是不能大占势力的。这一种宗教，要想自存，就非改弦易辙，加上一点新面目不可。把后世道教的书来看，真像是和易老相出入的。然而请问这许多话，汉以前的神仙家有吗譬如淮南子，后世认为道家的书。然而淮南子里，原有易九师的学说。又如太极图，后世认为陈抟从道家的书里取来的，不是儒家所固有。然而它的说法，可以和易经相通，毕竟无从否认参看胡渭易图明辨。我说这许多话，本是中国古代的哲学，保存在易经里头的。魏晋以后的神仙家，窃去以自文其教。所以魏晋以后的道教，全不是汉以前的神仙家的本来面目。神仙家的本来，是除了炼奇药、求神仙等，别无什么哲学上的根据的。明乎此，则可知我国“道藏”的书大有研究的价值。为什么呢中国古代的哲学，保存在易经里。五经里头，只有易经，今文家的学说全亡，东汉人所注的易经，妖妄不经，琐碎无理，全没有哲学上的价值。要求古代的哲学从易经里去求，只有到淮南子等一类的书里去搜集，然而这一类书，也所传甚少，而且残缺不完。神仙家既然窃取这一种哲学，以自文其教，当他窃取的时候，材料总比现在多。这种哲学，一定有儒家已亡，借着他们的窃取，保存在道藏里头的。用这一种眼光去搜寻，一定能寻得许多可贵的材料。

    还有一种风气，也是到魏晋以后才盛的，便是崇尚文学。两汉时代，固然也有许多文学家。然而这时候，看了文学，不过一技一能，究竟还是以朴学为重。到魏文帝，就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种思想，全然是两汉人没有的。这是由于一、两汉人的学问，太觉头巾气，缺乏美感，枯寂了的反动。二、则魏晋人的哲学，所铸造成的人生观，总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一派，总觉得灰心绝望。然而人的希望，究竟不能尽绝的。“爱惜羽毛”的人，就要希望“没世不可知之名”。隋朝的李谔说“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递相师祖，浇漓愈扇”也可以见得这种风气的由来，和其降而益甚的情形了。因有这种风气，所以唐朝的取士，就偏重进士一科。也因为有科举制度，替它维持，所以这种风气，愈不容易改变。

    文学的内容，从南北朝到唐，也经过一次变迁。从东汉到梁陈，文学日趋于绮靡，这是人人知道的。这种风气，走到极端，就又起了反动。隋文帝已经禁臣下的章奏，不得多用浮词；唐兴以后，就有一班人，务为古文，至韩、柳而大盛。就开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学曾国藩湖南文征序“自东汉至隋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来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康雍之间，风会略同。”这几句话，说自汉至清初，文学变迁的大概，颇为简明。总而言之，古文之学，是导源唐初，大成于韩、柳等一班人，到北宋才大盛的。旧唐书韩愈传“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新唐书文艺传序“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韩公的“辟佛”，对于以前的学术宗教界，也要算一个反动。且留待讲宋代学术时再讲。

    第七节 门阀的兴废

    从南北朝到唐，其间还有一大变，便是门阀阶级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会，原是一种阶级制。看上古卷第九章第三节，便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之际，虽说经过一次大变迁，毕竟这种阶级制的余波，是不能扫除净尽的。读史的人，都说九品中正之制，弄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并不曾全操选举之权。不过朝廷要用人时，把他所品评的等第来复核复核罢了。选举之权，毕竟还在州郡手里。郡国选举之制，不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以前虽没有九品中正之制，难道郡国选举，都是十分公正，不带一点阶级臭味的吗梁武帝时，沈约上疏说“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庠序棋布，传经授受，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可见汉朝的选举，自比魏晋以后公平，然而说毫无阶级臭味，是绝办不到的这是绝不然的。不过不像魏晋南北朝这种盛法罢了。两晋南北朝时候，门阀阶级之严，是由于一有九品中正之制，替它维持。二则这时候，“五胡乱华”，汉人和胡人，血统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标门第，以自矜异。三则当晋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还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迁的时候，也还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后就成了一种风气。所谓大族，必须标明一个“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就是魏晋以前，阶级制度并没有消除尽净的证据。倘使你在本籍，本没有特异于人之处，迁徙之后，又何必要特标出一个郡望来呢这种阶级制度，是到唐中叶以后，才渐次破坏，经过了五代，然后消除净尽的。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最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郡国选举的时代，无论你怎样公正，无论怎样地注重于才德，这郡国所“荐举”或“拔擢试用”的人，总不得真正到社会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总是例外。直到郡国选举的制度，变作了投牒自举这时候，形式上固然还说是乡贡，然而既凭考试，这乡贡便是有名无实的话。被举的人举人和举他的人州郡，其间才不发生关系无论什么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试他；考试合格了，便不能不举他。把全国的人，都聚到京城里去考试，和他的本乡相离得很远；考试防弊的制度，又一天严密似一天在唐朝，还没有“糊名”“易书”“禁怀挟”等种种制度。考官还得以采取誉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干禁例的。但是从唐到清，考试的制度，是一天天往严密的一条路上走的，这是考试制度的进化；应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发生关系。这样，全国的寒畯，才真和有特权的阶级立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实在有破除阶级的大功，不可湮没的。向来读史的人，都说投牒自举，是个最坏的制度。其意，不过说这是“干进无耻”。其实不然。参与政治，是国民的一种义务，不单是权利。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选举，因而服官，这是国民应享的权利，也就是国民应尽的义务。郡国选举和征辟的时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选举、被征辟的。倘使人家不来选你、征你、辟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后，便可以怀牒自列。所以唐以后的科举制，是给予国民以一种重大的公权实际上应试的人，志愿如何，另是一说。从法理上论，这一层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两晋南北朝时候的阶级制度是怎样我且引近人钱塘夏氏的一段话如下

    其时士庶之见，深入人心，若天经地义然。今所见于史传者，事实甚显。大抵其时士庶，不得通婚。故司马休之之数宋武曰裕以庶孽，与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实由威逼指宋少帝为公子时，尚晋恭帝女事言。沈约之弹王源琅邪临沂人曰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此风勿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可以见其界之严矣。其有不幸而通婚者，则为士族之玷。如杨俭期弘农丛阴人自以杨震之后，门户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珣者琅邪临沂人，犹恚恨。而时人以其过江晚，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然庶族之求俪于士族者，则仍不已；不必其通婚也，一起在动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为荣幸，而终不能得。如纪僧真丹阳建康人尝启齐武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敩字叔文，济阳考城人谢

    这种习尚，唐初还很盛。唐太宗定氏族志，颁行天下。而李义府传说“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然房玄龄、魏徵、李勣，仍往求婚，故望不减。可见这事，竟非政治势力所能干涉。又杜羔传说“文宗欲以真源、临真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可见中叶以后，尚有此风。然而科举制度既兴，寒门致身显贵，毕竟较以前为容易。加以物质上的欲望，总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到唐朝以后，士族贪庶族之富，而和他们结婚的，就渐渐加多。再加以五代的丧乱，士族失其位置，庶族致身富贵。又丧乱之际，人民播迁，谱牒失考，因而庶族冒充士族的，也日渐加多。从宋以后，这种阶级，又渐归于平夷了。

    到贵贱阶级破坏的时候，社会上好利之风，就必然日盛。唐朝时候，是这种门阀制度，行将灭亡，仅保惰力的时候。所以唐朝士大夫好利之风，实在较南北朝为甚。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引江陵项氏的话

    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

    这固然由于科举制度之兴，有以使士人干进无耻，然而贵贱的阶级平夷了，除富更无可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请牢记:,免费最快更新无防盗无防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