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武帝的内政

    汉武帝这个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观他的文治见本书第八章第六节。然而他这个人太“不经济”。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至于“封禅”“巡守”“营宫室”“求神仙”，就本是昏聩的事情。我如今且把武帝手里罗掘的事情，举其大者如下。

    一、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其本来是“郎”的，就再增加爵秩。后来又命民“买爵”“赎禁锢”“免赃罪”，特置“武功爵”十七级卖给百姓，共值三十余万金。

    二、用齐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孔仅管盐铁。铁器皆归官铸，制盐的，都得用官发的器具。又榷酒酤。

    三、算缗钱舟车。做买卖，放利息的人，有资本两千个钱，出一算一百二十个钱。做手艺的人，有资本四千个钱，出一算。有轺车的人出一算。商贾有轺车的出两算。船长五丈以上出一算。

    四、置均输。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做大农丞，又代孔仅等尽管天下盐铁。桑弘羊想了一个法子，叫各处地方把本地的“出口货”作“贡品”，官却把它贩卖到别处。

    五、改钱法。秦有天下，仍定以黄金、铜钱为货币。黄金用“镒”计重。铜钱仍照周朝的旧样子，每一个重“半两”，上面就铸着“半两”两个字。汉兴，黄金仍用斤计重，钱文的轻重屡次改变，最后才定为“五铢”［初用“荚钱”。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就是半两，六年行五分钱就是荚钱。文帝时，铸四铢钱，武帝初年，改作三铢，后来又行半两，最后才改作五铢。五铢通行以后，铜钱的轻重，就没有改变。汉朝的五铢钱，在唐铸“开元通宝”以前始终算作良好的货币］。文帝时，“除盗铸令，使民放铸”，铜钱本已很多。武帝时，用度不足，就即多铜的山铸钱，“钱益多而轻”。“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形，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其二较轻，方形，其文马，直五百。其三更轻，其文龟，直三百销半两，铸三铢，禁私铸。后来为三铢钱轻，又铸一种“赤仄钱”，一当五。然而白金、赤仄，毕竟俱废不行。到后来，到底“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钱法才算大定这一次的办法，却颇合于“货币政策”的原理。所以钱法就此定下来。可见天下事不合学理是不行的。

    以上几条，第一条波及吏治，固不必言。而且“买复”去民太多，则“征发之士益鲜”，就不得不再兴别种苛法。官筦盐铁，则物劣而价贵。算舟车，则商贾裹足，物品缺乏。设均输的时候，桑弘羊说“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则明是和商贾争利，而其害人最甚的，尤要算“算缗”和“变乱钱法”。汉书食货志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师古曰曹，辈也；分辈而出为使也，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这种行为，简直和抢劫无异。论钱法，则文帝时听民铸钱，本已害人不浅。贾生说“法使天下公得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执，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又说“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可谓“怵目刿心”了。到武帝时，“法钱不立”，而突然禁民私铸，这时候的钱并不是不能私铸的，而且私铸了是很有利的大抵禁止私铸，只有两个法子其一是国家所铸的钱技术极精，人民不能效为；其二是“铸造费”极多，私铸无利。此外都不足恃的。武帝专令上林三官铸钱之后，所铸的钱大约颇为精工。汉书食货志说私铸的人“计其费不能相当”，就自然没有人铸了。政府想借铸钱取利，专靠严刑峻法去禁止人民私铸，于是“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就演变成极大的惨剧了。

    文景以前，近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异常扰乱。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的自然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倘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参看本书第八章第四节。

    第二节 霍光废立和前汉的外戚

    武帝因相信神仙之故，许多“方士”“神巫”都聚集京师，就有“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把“木人”埋在地下，说可以度厄。到后来，就互相告讦，以为“咒诅”。于是“巫蛊”之狱起。水衡都尉江充和太子有隙。武帝派他去治此狱，他就说在皇后、太子宫里，得到木人更多。太子急了，要见武帝面诉，江充又不许，太子无法，只得矫诏发兵，把江充杀掉，因而造反，兵败自杀。于是武帝就没有太子，到晚年，婕妤赵氏，生子弗陵，武帝想立他做太子，恐怕身后儿子幼小，母后专权。先把赵婕妤杀掉，然后立他。武帝崩，弗陵立，这个便是昭帝。霍光、金日

    霍光秉政的时候，鉴于武帝时天下的疲弊，颇能安静不扰，与民休息。天下总算安稳。霍氏败后，宣帝亲揽大权，宣帝是个“旧劳于外”的人，颇知道民生疾苦，极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时，用法都极严。宣帝却留意于平恕参看本书第八章第五节，也算西汉一个贤君。宣帝死，元帝立，从此以后便步步入于“外戚政治”了。

    外戚不是偶然发生的东西，是古代社会组织上当然有的一种阶级，我在第二章第三节里已经说过了。却是中国，从秦汉而后，又有所谓“内重”“外重”之局。外重是外有强臣，政府无如之何，到后来便变成“分裂”之局。像后汉变作三国是。内重是中央政府权力甚强，政府说句话，通国都无如之何，到后来便成了权臣篡国之局。像王莽的代汉是。前汉时代，地方政府的权力，本来只有诸侯王是强的。从七国之乱以后，汉初的封建名存而实亡，就成了内重之局；而外戚又是当时社会上一个特别的阶级，那么，汉朝的天下，断送在外戚手里，是势所必至，无可挽回的因为任用贤才，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够，是特别的事情。普通的君主，就只能照常例用人，而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脱除阶级思想。照常例用人，不是宗室，就是外戚。宗室是经过七国之乱以后，早已视为“禁忌品”，断不能用它秉政的。那么，照常例用人，就只有外戚。英明的君主，不能常得，所以外戚的被任用，是势所必至，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汉朝外戚的专权，起于元帝时候。元帝即位，任用外戚史高，又用了旧时的师父萧望之、周堪。元帝是个“柔仁好儒”的人，颇崇信师父说的话。史高心上不大高兴，就和宦官弘恭、石显结连，把萧望之、周堪排挤掉，这是汉朝外戚和宦官发生关系之始。成帝即位，任用外家王氏，王凤、王音相继为相，权力大盛，“郡国守相，皆出门下”，内官更不必说。王氏之势，由此而成。成帝无子，立侄儿子欣做太子，是为哀帝。哀帝颇喜欢大权独揽，要“上法武宣”，然而他这个人，其实是糊涂的。罢斥王氏之后，仍代以外家丁氏和祖母的同族傅氏，又宠爱了嬖人董贤，给他做了大司马。所以政治毫无改善之处。哀帝亦无子，死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王氏即日驾幸未央宫，收取玺绶，召了他的侄儿子王莽来“定策”。迎立了元帝的孙儿子衎，这个就是平帝，夺掉董贤的官，董贤自杀。又逐去傅氏、丁氏，灭掉平帝的母家卫氏，于是大权尽归于王莽。平帝即位的时候，年尚幼小，到后来长大了，为卫氏之故，心常不悦，为王莽所弑。迎立宣帝的玄孙婴，号为孺子，莽“居摄”，称“假皇帝”，公元9年，把他废掉自立，改国号曰新。

    汉世系图  ,请牢记:,免费最快更新无防盗无防盗